記者：能談談近來您關注的能源問題嗎？

　　鄭玉歆：發展可再生能源無疑是世界能源的發展趨勢，我國也不例外。我認為，我國發展可再生能源應多一些戰略思考，減少盲目性。目前，世界能源系統正處于由傳統能源為主向可再生能源為主轉變的初級階段。在這個階段，可再生能源技術，尚不成熟，使可再生能源能夠像化石能源那樣大規模使用的重大技術突破遠未實現，尚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成本較高、效率較低、性能不穩定是這個時期可再生能源的特點。在這個階段不宜盲目擴張。

　　記者：能具體談談嗎？

　　鄭玉歆：不論國內還是國外，可再生能源目前都離不開政府的價格補貼或政策補貼，風電、光伏發電、生物質發電，電網接入都是如此。可再生能源規模越大，需要的補貼越多。我國財政現在每年都要支出幾百億元用于可再生能源的補貼，這種補貼的實質是用化石能源的盈利去補貼可再生能源的虧損，是在用高成本的能源去替代低成本的能源。

　　據估計，在全球范圍內，低成本的化石能源至少還能支撐全球100~200年的發展，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時，應量力而行。發達國家能源消費總量已進入相對平穩或呈減少的趨勢。我國的國情不同于發達國家，能源消費增長的空間很大。因而，我國能源戰略不宜盲目照搬發達國家。

　　在這個階段，我國可再生能源應適度發展，不宜盲目追求可再生能源的高比重，不能因為方向對就鋪攤子、上規模、一哄而上。以風電和太陽能相關產品制造為代表的我國可再生能源產業近年來獲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但我國可再生能源設備制造的多數企業存在過度靠補貼過日子，過度依靠國際市場，過度依靠低成本優勢，核心技術來源于國外，關鍵工藝、設備和原材料嚴重依賴進口，自主研發水平較低的問題。

　　風電、光伏發電的效率受到儲能技術發展滯后、上網難等問題的嚴重制約，棄光、棄風現象普遍，產能過剩問題令人關注。這種發展模式亟待改變。

　　記者：針對上述有關我國可再生能源發展的問題，您有哪些建議？

　　鄭玉歆：在可再生能源技術尚未出現重大突破的情況下，應該建立適當的行業準入制度，扶植先進，以提高財政補貼的有效性。特別在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財政緊張的情況下，尤為如此。應把本來用來補貼產品生產的巨額經費轉移一部分到大力支持開展可再生能源的自主研發和建設實驗裝置上。應緊密跟蹤國際技術前沿，并努力實現超越，不斷增加技術儲備，為可再生能源未來的大發展做好積極的準備。這樣的轉變也符合國家提出的創新驅動戰略。對于可再生能源對環境改善的作用也應理性對待。我國環境污染問題的解決，離不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離不開傳統能源的清潔使用。

　　另外，應該理性看待煤的利用價值。煤是我國能源結構中的主體，是由我國缺油少氣的資源稟賦決定的，又是資源浪費的大戶和環境污染的最大源頭。煤在我國的獨特地位與作用決定了，要解決我國環境污染和能源安全問題，不能回避煤的清潔、有效使用問題，否則都是徒勞的紙上談兵。

　　可以設想，如果我們能夠把煤變成清潔燃料，那么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的劣勢便會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變。煤的清潔化對于我國能源狀況具有關鍵性作用。這和我國的基本國情緊密相關。我國的能源戰略必須從這樣的國情出發。實際上，我國已有一些使煤成為清潔能源、大幅提高能源效率的技術，如煤的地下氣化技術，新型共燃技術，特別是后者簡單易行，而且還可以使包括垃圾在內的各種各樣的廢棄物都能實現潔凈燃燒，前景非常廣闊。

　　但由于體制上、政策上的障礙使其難以成長。政府應該以強烈的責任感和緊迫感對這樣一些具有重大意義的技術給以積極扶植。